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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弈与渐进：民办基础教育三十年
来源：www.ynmnjy.com发布时间：2018年08月25日
博弈与渐进：民办基础教育三十年
龚华
我国民办教育的复苏与发展可以说走过了30年的风雨历程。改革开放初期的民办基础教育，整体处于弱小的状态，政府“没政策、没文件”；学校或挂或靠，鲜有独立校园；办学理念、目标不明确；短期培训成为主流；没影响，没名气，很少有学校留在人们记忆深处。在互联网上能够查到的最早的民办基础教育学校，是1985年成立的浙江安吉上墅私立高中，距改革开放初期也过去了七八年时间。从1992年起，民办基础教育开始蓬勃崛兴，标志性的事件是私立四川都江堰光亚小学的成立，代表性的特征有：独立校园和公开标价；股份制和时尚的办学理念；学校成立“逼”着政府给了“政策和文件”；高收费、寄宿制、强调英语和计算机以适应全球化趋势，呼应着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人们朦胧而原始的优质教育请诉求；具有强烈示范效应。光亚学校出现后的第二年，全国各地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，3年间增至万所，并产生了一批叫得响的学校，例如英豪、碧桂园、南洋等；在全国范围内刮起一场“资源再分配”的风暴，高出内地学校几倍的收入，使内部公立学校成千上万的的教师“孔雀东南飞”。
通观30年的民办基础教育，博弈与渐进，是30年来贯穿始终的主旋律。30年民办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，是一部在较量和博弈中缓慢前行的历史；而且，这场持续了30年的博弈，从一开始就是摆在桌面上的明争暗斗，“暗战”的成分极小。
一、争争吵吵30年
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博弈，，往往是从人观念的碰撞开始的，民办基础教育领域也不例外，这场旷日持久的“口水战”至今没有停息的迹象，争论的焦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首先是“贵族与平民”之争。民办学校就是“贵族学校”的印象，至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，挥之不去。1992年，光亚学校招生广告上本应为一年4200元的学费，被误印成42000元，广告一出，舆论哗然，媒体定性：成都有了一所贵族学校！这多加了一个零，或许就是“贵族学校”印象的始作俑者。1993年，刚刚成立的广州英豪学校（当时称中华英豪学校）率先在全国推出教育储备金制度，被称作第一家民办贵族学校。随后，各家民办学校纷起仿效，家长一次拿出二三十万学费的“豪举”，进一步强化着人们“贵族学校”的印象。漂亮的校园、豪华的设施、穿戴整齐雅致的学生、坐着奔驰车出门办事的职员，再加上一些民办学校虚火上升，动辄以“东方的伊顿”自居（伊顿公学是英国最著名的贵族学校），凡此种种，都在为这种印象推波助澜。
时至今日，“贵族学校”的称谓，仍然是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的，民办学校30年来种种不利的生存际遇，或许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源头。今天关于教育公平的争论，还是这个源头的延续并且上升到更高的层次，涉及到社会财富分配和社会阶层划分这些深及骨髓的东西。一些民办学校从虚火上升中回过神来，意识到“贵族学校”提法不妥，纷纷开始漂白自己：我们不是贵族学校！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博弈，尽管力量悬殊。后来涌现的一些打工子弟学校，因其强大的平民性，被社会赋予了好感和关怀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“民办学校就是贵族学校”的印象。但是，孽根已经种下，来路注定沧桑。
其次是“补充还是组成部分”之争。说白了这是一种名分之争。民办学校要正名，不愿扮演无名无分、可有可无的角色，它要努力融入到主流的教育渠道，在框架内占据一席之地，拥有自己的话语权。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民办学校自身问题成堆，社会一直不肯给它正名，认为民办学校也就是“游击队”罢了，小打小闹，补充补充，有你不多，没你不少。这种争吵持续了5年，1997年国务院颁布《社会力量办学条例》，第一次明确承认“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”，一锤定音，这场争吵才算稍有平息。
再次是 “ 公益性和营利性”之争。这个问题是那样的敏感和触及灵魂，争吵了30年之后，还是没有哪一方哑火，还是那样的高分贝。这个问题的实质，就是投资办学要不要回报的问题。民办学校理直气壮地说：不允许有合理回报，我还投资干什么？再说了，不少公办学校的“暗中盈利”还少吗？只强调社会效益，何来办学的积极性？反对派坚持认为，所谓合理回报，本质上就是盈利，直接违背《教育法》关于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”的规定；取得合理回报，不能促使民办教育健康发展，实践中已经有一些人靠向银行贷款办学，向学生收取高额学费办学，个人并没有投入多少，却积累了上亿元的资产，是暴利行业；对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主要从精神上引导他们多奉献和回报社会；如果一定要取得合理回报，也应该由政府用物质的“奖励”代替“自取”。这场争论直接导致了立法的摇摆和不明朗。
如果说，上述种种观念上的博弃，是民办学校和整个社会的对阵，那么，在民办学校内部，也有一场更猛烈的博弃，这就是对“名校办民校”的口诛笔伐，其激烈程度，一点也不亚于民办高等教育领域对“独立学院”的声讨。
所谓“名校办民校”，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谓，有的叫“改制学校”，有的叫 “官办私立”，有的叫“公参民”，有的把“国有民办”也纳入了这个范畴。不管哪一种叫法，都有这几个特点：校舍是政府投资建造，或者干脆就是“校中校”，一个校园，两块牌子，两种体制；师资就是公办学校的教师，这边上了那边上；品牌是公立的重点名牌学校的品牌；收费远远高于公立学校。对于“名校办民校”，公办名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大都持肯定态度，认为它是强强联合，拓宽了教育投入渠道，在国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。一般中小学和纯民办学校则极力反对，认为“名校办民校”是“假民办”，变相突破一费制，直接加重受教育者负担；盲目圈地，见钱眼红，破坏教育和教师形象；破坏公平竞争，摧毁真民办，使改革走回头路；助长择校风潮，加剧校际差距，破坏教育公平；造成国有资产流失，滋生教育腐败等等。
二、磕磕碰碰30年
观念上的争论，最后往往都要落到立法的层面。纵观民办教育30年的立法工作，因为流程倒置，先有“游戏”，再有“规则”，所以也不顺利，一路磕磕碰碰：游戏的赢家取得话语权，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和受益者；游戏的输家不甘心，不服气，天天闹着要修改“游戏规则”。
民办教育领域先后出台过三部重要的法律法规：1997年颁布的 《社会力量办学条例》、2002年颁布的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和2004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。每一部法律法规，不仅在立法过程中一波三折，而且在颁布后，有的带来了更加激烈的争论和抵触情绪。对民办学校产权及合理回报等问题的回避、搁置和闪烁其词，是争论和抵触产生的主要根源。
《社会力量办学条例》规定：社会力量举办教育机构，不得以营利为目的；教育机构的积累，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，不得用于分配，不得用于校外投资；教育机构清算时，投入后，由审批机关统筹安排，用于发展社会力量办学事业。这些规定，实质上是堵死了取得合理回报的路，投资人赚得再多，退出时也只能收回成本和利息，其余的充公，算是替国家打了几年工。
2002年3月全国“两会”上，一份经过多年调研、数易其稿后定名为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的法律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。草案提出，允许民办教育举办者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；10月25日，草案三次审议稿规定：民办教育应坚持公益性，不得以营利为目的，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“可以给予适当补偿”；10月底，由于关键问题意见不一，法律委员会建议“草案不交付表决”；12月28日，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匆匆通过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。立法过程中的一波三折和戏剧性，反映了思想领域的激烈交锋。
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让民办教育举办者欢欣鼓舞其第51 条规定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、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，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。但是，《促进法》只是给出了一些原则，留下了很大的法律空间。因而，人们对于《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。但是，舆论普遍认为，“条例”对民办学校“规范和限制有余，扶持和鼓励不足”。“促进法”中遗溜的问题如产权问题，条例依然回避、搁置；另一方面，条例中很多规定“捆住了民办学校的手足，扼杀了民办学校的活力”，例如，对取得合理回报的规则和程序相当严厉、繁琐，导致很多民办学校自愿放弃取得合理回报。最大的不满还表现在：条例为一直争论不休的“名校办民校”正式亮起了绿灯，一些人认为，促进法是“促进”的，条例却有“促退”之嫌。
三、消消长长30 年
30年来，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，都在对方的视野中扮演过“狼”的角色，都经受过“狼来了”的冲击，彼此之间的博弃，由来已久。
从1992年开始，是公办学校惊呼“狼来了”。改革开放初期的民办学校在苦苦支撑了十几年之后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突然发力，此后，迅速演化成烈火燎原之势，抢占公办学校地盘。在浙江广东等省，民办教育发展比较快的一些城市，民办学校甚至占据了当地教育的“半壁江山”。
那时的民办学校，动辄占地几百亩，校园气派恢宏，整间的教室都是电脑、仪器，连天文台、观象仪这样的奢侈品，也被架上了高高的楼顶，看得公办学校眼睛都大了。所以那时很多民办学校把“优美的校园、先进的设备”和本来只是一根“拐杖”的英语、计算机都堂而皇之地写进了“办学特色”！什么是特色？特色就是别人没有的我有啊。今天看来是一场笑谈；当年却是一个普遍的现象。
这还罢了，最要命的是民办学校的高工资，无论是内地的公办学校，还是南方的公办学校，比起南方的民办学校，教师的工资都要相差数倍。笔者至今记得14年前南下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数：2579.40 元，领到这笔钱后，多年拿惯了三四百元一个月的我还在傻乎乎地问老板：您是不是给错了？老板哈哈一笑，充满豪情地说，没错，下个月还要多。高工资的刺激，给当时的公办学校带来了巨大震荡，大批教师南下，有的学校甚至找不出一个人来教高三，只有从下面的初中教师中“破格”抽调。防范教师流失，成为公办学校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当务之急，一道道的金牌发下去：再不回来，就给你除名了! 也有一些公办学校不那么急着催教师回来，因为南下教师的财政工资还是拨到了学校，学校就乐得有人往小金库里存钱。公办学校在那个时候的无序和失控，基本上是“狼来了”的善花恶果。
势易时移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现在，轮到民办学校大呼“狼来了”。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和经济发展，内地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，公办学校在迅速收复失地，教师工资水涨船高，当年大批南下的教师开始撤退。在南方掘得了“第一桶”后重新回归主流，这还是幸运的；那些断掉了关系、割舍了退路的教师，进退两难，从而被迅速的“边缘化”，南方学校屡见不鲜的“民办油子”现象，很大程度上是这种边缘化的结果。如同广东的“民工荒”一样，时至今日，民办学校要想从内地招聘几个像样的教师，己经是难上加难了。
再看南方的公办学校，更是脱胎换骨，今非昔比，颇有“王者归来”的风范。不仅规模扩张，遍地开花，挤得民办学校无处立锥；用纳税人的钱堆起来的设施设备，更是令当年因此而自豪的民办学校汗颜。如今，南方公立学校教师的工资水平，早就超过了最好的民办学校，而其综合福利优势和高稳定性，却是民办学校难望其项背的，进公校，成了民办学校教师的梦寐以求。公办学校规模扩张形成的师资缺口，一个渠道就是从办得比较好的民办学校挖补，现在是民办学校在承受着师资无序流动之痛。
通观民办学校和公办学校3O年来的博弃，四个字可以概括：此消彼长。每一次消长的过程中，师资的争夺战、待遇的拉锯战在其间犬牙交错。
四、生生死死30年
民办基础教育30 年的发展历程，凤云变幻，波谲云诡；伴随着这个历程的，是各种办学体制、办学模式、制度安排的新鲜出炉或者朝夕幻灭，是民办学校自身的快速提升或者悄然出局。很多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：生死只在亡瞬间。
在中国教育史上，从没有哪一个时代像30年来的民办教育一样，进行过如此众多、卓有成效的体制创新和模式创新。教育储备金制度、教育券制度、教育股份制、股份合作制；私人办学、集团办学、名校办民校；寄宿制、全封闭式、准军事化……人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体制和模式，有的被淘汰了，例如广东英豪学校始创的教育储备金制度，给众多的民办学校创造过神话，也使神话迅速破灭。1999 年广东省叫停储备金制度后，遭遇挤兑狂潮的民办学校80%死了，成功转型的不到10家，有些当年一流的民办学校至今也没有恢复元气，甚至沦落为二流三流。有的备受争议，例如“名校办民校”，至今被看作“教育的怪胎”。有的至今还释放着耀眼的光芒，例如，浙江长兴的“教育券制度”，第一次使学生主动选择民办教育成为可能，成就了一段政府管理部门主动调节教育公平的佳话。
不管是死去的还是存活的，这些体制和模式，代表着民办教育从业者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可贵探索和卓越贡献，都值得我们肃然起敬。
民办学校自身的生死幻灭，也是30年来寻常的景观。2004 年，中国最大最早的民办基础教育集团——山西南洋教育集团宣告破产。拥有10000多名学生、2000 多名教师、总占地面积1800 亩、总资产13 亿的“巨无霸”，从出生到轰然倒下，前后也只用了10年时间。它的创始人任靖玺悲呼自己是走过了“十年炼狱”。至于那些也经历过炼狱；最后悄然出局的民办学校，更是多得无法统计。当年起步最早的光亚学校，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民办教育的头牌，创始人卿光亚只能是付之一笑。当年名气最大的英豪学校，如今以6.5 亿的巨额投资和不到3000 学生的巨大落差，再一次引发人们的探究欲望。当年盛传，濒临破产的碧桂园因“教育地产”而起死回生，到5 周年庆典时，老掌门杨国强开始捧着-堆的钥匙发给教师：汽车的、房子的，看得人们眼热心跳；今天的新掌门杨惠研始以千亿资产的身价而一骑绝尘，跻身财富榜新首富，继之因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资产大幅缩水而跌出榜首之外……这些悲悲喜喜的掌故，编织着大一统格局下永远也看不到的传奇。
民办基础教育三十年，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缩影。虽然“历史的车轮在兜转一圈之后重返原地”，今日民办基础教育举步维艰之情形；与30年前相仿佛，但是“眉宇间深藏智慧的荷马将苏醒过来”。今日的民办基础教育从业者，不乏自我审视，重新定位；不乏直面艰危，执戈而舞；不乏仰望崇高，击节而歌。坚韧、执着和博弈智慧的成熟，昭示着民办基础教育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（来源《中国民办教育》2009年第1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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